谷松：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中国·大家谈》，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2016年吴阶平医药创新奖的获得者黄晓军，黄医生。欢迎您。

黄晓军：各位观众大家好。

谷松：我们注意到2012年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在吴阶平医学奖下又设立了吴阶平医药创新奖，鼓励广大的中青年医生不断的开拓进取，勇于创新。您是2016年的获奖者，当时是凭借什么样的研究成果？您觉得这个奖对您来说意义是什么？

黄晓军：我想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血液科医生，我的主要工作是治疗白血病，2016年我得到吴阶平医药创新奖是由于我在白血病的治疗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具体的来说我和我的团队主要研究采用造血干细胞移植来治疗白血病。造血干细胞移植，以前要进行移植必须要配型完全相同的同胞之间才能进行，我们的团队经过十几年努力，使得在半相合的情况下也能够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这样由于父母和孩子之间是一半相同，所以这样的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了移植的供者，我想这是在白血病领域里面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我觉得这个奖是我和我的团队共同得到的，与此同时，我个人觉得对我们的团队更是一种鞭策，实际上这个奖的颁布，是对我们2016年以前的工作的肯定，2016年又是我们团队一个新的起点。

谷松：我们现在依然要号召大家不断地去学习、传承吴老的这种精神，您觉得吴老精神的实质是什么？

黄晓军：我觉得看看吴老的经历，我们就知道吴老其实在早年就去美国学习，他学成之后并没有因为美国的条件好，因为老师的挽留留在美国，而是回到了我们的中国。所以说吴老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我认为用现在的话就是家国情怀，要把我们的发展，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谷松：我注意到您曾经多次强调过，医学是科学和人文的结合和统一，科学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的医学也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您觉得这种人文性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晓军：我觉得医学它确确实实是比较复杂，医学科学是针对具体的一个疾病，但医学实际上是针对的是人。所以从这个角度，在临床医学实践中一定要体现它的人文性。当然这个人文性确实非常复杂，它有几个层面，比如说它牵涉到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我们对医学的理解，然后才是在实践中相互关心的一些具体行动的理解。我们讲不管一个人80岁还是8岁得了疾病，病人的第一个想法是要把疾病治愈它、消灭它，这是人性一定会产生的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时候我们医生在我们的实践中，必须根据不同的疾病要探讨与病人建立互动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其二还有对医学的理解。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得了这个病，不管啥病，我找了医院就能把它治好，是这样的吗？不一定，医学不是万能的，偶尔是治愈，常常是帮助。当然倒过来说，我们很多的医生也是得益于病人对医学的理解，他的人文的精神鼓励了我们。比如说我们当时做半相合，其实全世界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非常幸运，我早期的几个病人都会鼓励我说，得了这个病大家都没办法，那么你就努力去帮我争取，如果我好了，我当然得意，我没好，也是对未来的探索，为未来的生命的延续做出了我应该的贡献，这都反映病人身上有非常强的一个人文的精神，所以人文精神其实是一个互动的。到了最后一个层面，我个人认为人文就是所讲的医学的温度。我们任何时候碰到一个疾病不是一个简单的适用理解，它牵涉到你对整个生命，对整个医学，对疾病的理解。我想这是一个共成长的过程。

谷松：我们注意到您曾经带领团队建立发展完善，形成了白血病治疗的“北京方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给我们介绍一下。

黄晓军：这个“北京方案”实际上还是这句话，就是我们讲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白血病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哪怕到了今天，它仍然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但是在2000年以前，你要做移植，必须要有供者，供者和受者必须做配型，100%相同才能作为供者。作为供者意味着只有兄弟姐妹之间才有25%的概率成为供者，所以这样的话供者缺乏，就导致这种很好的治疗方式是不太现实的，供者缺乏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所谓“北京方案”就是我们围绕着这么一个临床问题，创建一系列技术，包括如何使得半相合，就是配型一半相同的供受者之间，不出现很严重的抗宿主病，产生有效的造血植入，产生有效的抗白血病作用。通过这么一系列体系的建设，从2000年我们开始做的第一例到2016年，历经十几年，从这个治疗不能做，到能做，从别人不相信，到全世界认可接受，并且在临床广泛应用，这么一个过程形成的技术体系就叫“北京方案”，使半相合移植治疗白血病由原来不可能到可能并成为一个临床常规技术，这样就解决了供者的问题。

谷松：您觉得像这种新技术迭代更新，甚至是创新，为我们临床医学会带来什么样的意义？

黄晓军：我觉得医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过程。创新是使得这些技术能够满足临床或者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生命延长，并且不生病、少生病的需求的一个很重要的源泉和力量。所以我觉得创新不仅仅是在医学，其实哪个领域都非常重要。我觉得创新是一种思维方式，创新是一种实践，只有创新才能解决一些过去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创新才能把以前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就像半相合移植，现在有了这个技术，病人就有生的机会，有存活的机会。

谷松：我们注意到随着像5G、云存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这样的创新技术在不断的发展，您觉得互联网医疗的蓬勃发展，以后的方向会是什么？对我们现有的这种医学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黄晓军：这是另一个概念，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概念。我想医学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比如说医学技术本身的创新，有医学模式的创新。医学模式有很多模式，比如说以前有经验医学模式，循证医学模式，随后未来也可能有网络医学模式，各种的模式存在。我想信息化的技术的的确确使得我们有可能在医学模式，服务人民的模式，服务病人的模式上出现一些改变，因为它可以把一些大数据整合起来，形成规律，帮助我们医生提高对疾病诊断的精准性，速率、效率，但是它最本质的东西，比如说医学本身的核心技术，以及医学的人文它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现在的流式细胞，以前都是靠显微镜看，现在有了机器，它可以把这种数据迅速海量的处理，使我们的诊断速度明显的增快。以前我们要看一个免疫组化的染色，可能做的抗体不多，可能需要三五天才能出结果，有了流式几个小时结果就出来了，所以这本身也是一种信息技术的一个结合。当然跟我们现在的5G技术，包括远程设备的穿戴，家庭的管理，还有包括现在的疫情出来以后，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视频技术，都有可能使得我们未来尤其对慢病的管理，是有可能发现在模式上会出现一些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有了这些技术，只有在诊断和最重要最关键的治疗环节，病人需要到大医院来，在日常的监管过程中，可能通过这些远程技术就可以让病人实现在他的本地医院得到治疗，大病不出县那是有可能靠这些技术来完成的。但是我觉得机器它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我还认为医生的核心作用目前可能还是没法替代。因为这就是我们经常抱怨的，医院的检查越来越多，但是谈话越来越少，如果走向那一端只是机器，我估计医学的人文性就不在了，如果医学的人文性不存在的话，我觉得医学就变成了冷冰冰的一个科学了，实际上它不符合医学的本质。 

谷松：您曾经也表示过真正的研究转化一定是需要临床医生参与的，甚至需要临床医生来主导的。该如何理解您这种表述？

黄晓军：我觉得研究是对一个问题，有兴趣的问题，去探求它的一个真知，对它的理解的一个过程。但是医学，不仅是疾病，这个疾病是因为在人身上，所以跟人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讲的转化研究其实更多是如何把实验室的研究服务于病人，如何把在病人的诊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实验室的手段来帮助最终解决病人的诊断治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围绕的都是疾病和病人，所以只有临床大夫他能接触到病人，他才能知道临床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做个研究发个文章，他必须以病人为中心来组织研究。所以我始终认为转化研究的定义和属性决定了必须有医生的参与，甚至以医生为主导。

谷松：目前我们的产学研的转化过程跟前些年相比，您觉得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黄晓军：我觉得创新是一种思想，是一种行动，甚至是一种文化。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整个国家在这十几年，全民创新的意识得到了提高，我们的创新文化，规章制度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不仅仅是创新的意识，而且是创新的成果，包括创新的水平，都得到了快速的提高，这就是最大的变化。当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创新一定有它的逻辑，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和超越，需要一个内在的发展。

谷松：所以说医学的发展其实也要遵循着4个字，守正创新，您觉得在自己的科研工作当中，尤其是在自己的医学教育过程当中，如何培养自己的学生，具备这种创新性，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

黄晓军：就像你刚才说的守正创新，首先要守正，守正的正是什么？“正”就是说我们要传承学习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创新是说具体的内容，我们尊重过去的历史发展规律，但是不唯结论，这里面就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实践去逐渐要改变这些东西。所以我对我们的学生说，我们要让他有坚定的意志，要知道自己的目标，咬定青山不放松，但与此同时我们要知道结论不是最可靠的，而方法学它可能是不会变的。

谷松：好，谢谢黄医生，我们今天其实聊到了很多，尤其是聊到了医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我们再次感谢黄医生带来精彩的解读。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健康中国·大家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