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获奖者侯立军教授：将颅底创伤“不可治”变为“可治”

大脑，是人体最神秘最复杂的器官，而颅底是藏于颅脑深处、结构极其复杂的部位。在如此敏感的部位做手术，有一丝疏忽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颅底创伤——曾被多数外科医生视为手术禁区，且鲜有人涉及的领域，激发了侯立军的探索热情。

自称“读吴老主编的教科书成长起来的新中国医生”，上海长征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上海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侯立军视《黄家驷外科学》为“圣经”。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围绕颅脑创伤救治，开展系列研究并形成了完善的颅脑战创伤救治规范，将颅底创伤救治变“不可治”为“可治”；与团队聚焦海上伤病防护与救治关键技术，创新了“舰船外科”理念和技术，将外科技术转化为舰船外科适宜技术，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因此荣获2021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

翻阅您的履历，您曾在德国和美国的知名研究机构和医学院做访问学者，这段经历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对您归国后的工作有何影响？

先后两次，我都是带着有关外科手术学的研究课题出国学习，所以针对性较强，感悟颇深。在德国学习期间，我在洪堡大学和汉诺威国际神经外科研究所学习。通过游学欧洲知名的神经外科中心，我领略了欧洲神经外科的精髓——医生对于医疗技术的严谨和追求，对于医疗技术规律认知的不断提升，以及对于医疗技术完美极致的欣赏。在德国学习的过程中，我选择了对颅底显微外科技术的深入研究，发现当时德国的颅底显微外科手术已经很少输血了。在与一起学习的同行探讨时，我们好奇地以为欧洲人的凝血机制更好。带着疑问，我通过研究发现，德国神经外科医生采用的“肌肉的逆向分离技术”可减少开颅时肌肉出血，“软脑膜下分离技术”可减少分离脑组织时出血，“双极电凝的5步法止血技术”可大大提高止血效率，这才是手术过程如行云流水，患者不需要输血的技术规律。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血管的顺向分离技术”，进一步减少和避免分离血管的出血。此番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受到，神经外科不仅需要对医疗技术的创新求索，更是一种追求极致的艺术。

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我感受到了科学殿堂的魅力。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里，你可以查找到自己想要的任何书籍或者资料。在惊叹之余，我的求知欲在这一知识的海洋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当时，大量神经外科机器人手术（robotic surgery）的书籍，令我如获至宝。通过充分地翻阅资料与学习，我认定机器人是未来神经外科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同时，哈佛大学的求学时光，令我感受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强大魅力。在美国，神经内镜学习有规范的流程和理论，先从模拟中心（simulate center）模拟训练，然后到尸头解剖训练，最后才是手术训练。每个阶段都有着严格的理论指导，使得神经内镜的学习过程有的放矢，学习曲线变为平坦，学习效果更加务实高效。

回国以后，我将技术与科研理念相结合，融入到上海长征医院神经外科建设中，使学科建设得到跨越式发展。通过显微外科技术和神经内镜手术相结合，实现了颅底创伤手术的“看得见、达得到”，大大提升了手术的可控性。我本人也获得两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又使得学科建设进一步提升。

您为何会创建了舰船外科理念和技术？

事实上，舰船外科是由外科学和野战外科学分化而来，是一门重要的补充学科。创建舰船外科，一是随着我国和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海上作业导致的伤病越来越多，而相较于传统陆战伤，海战中兵器伤的研究需要特殊的研究平台与条件；二是在海上作业伤病和海战伤诊治方面，批量伤员和后送困难是其主要特征，尤其是颅脑创伤、胸心创伤等致死致残性损伤，对时间要求极高，有“白金十分钟，黄金一小时”的说法，所以需要在海上平台进行及时的救治；三是在舰船上开展外科手术与陆地上有着本质不同：外科医生需要克服晕船，舰船空间狭小导致无法开展传统手术，信息互联互通困难等等。因此，舰船外科应运而生。

舰船外科理念和技术，是将现代外科先进技术转化为舰船外科适宜技术，使海上外科救治技术进一步标准化、便携化。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将现代医院的大型技术设备简单化、标准化、机动化、便携化，以便于舰船搭载；二是将机器人技术运用到海上救治过程中，解决医生在舰船上开展手术时容易晕船的问题；三是利用远程技术，将后方专家“转移”到抢救一线。通过这三点，解决现代海上作业伤病员救治的难题，为我国海上医疗外交和海上灾难医学救援力量前伸，做出应尽之力。 

颅底创伤的手术难点是什么？您和团队如何利用内镜技术，围绕颅底创伤的微创手术治疗进行了系统研究？

颅底创伤位置深，解剖复杂，死残率高，具有“看不见、达不到、定不准”的特点，从既往报告来看，手术效果不佳。同时，颅底创伤的手术具有极高的风险。颅底创伤不同于颅底肿瘤手术，存在固定手术通路，通常需要采取内镜技术进行处理。因此，在多项手术学课题的资助下，我和团队完善了颅底创伤的微创手术治疗，提高了颅底创伤手术的救治效果。我们创新性地开展了“视神经硬膜内外减压联合原位嗅束带蒂移植手术”，做到全程减压视神经，取得了良好的手术效果，使伤后失明的患者重见光明。在眶上裂综合征方面，我们首创了“经口腔-上颌窦-Muller氏肌入路创伤性眶上裂减压手术”，使患者眼球运动功能得到恢复。针对颅底创伤风险大的特点，我们创新性地采用各类可视化技术，通过DSA、CTA等对颅底创伤病人进行术前评估，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极大地减少了颅底创伤手术的风险。对患者来讲，我们的创新手术真正地做到了让“盲人”的眼睛亮起来、动起来。因此，降低了颅底创伤的致残率，践行了治病救人的理念，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

在攻克颅底创伤的微创手术后，您和团队为何又将目光转向颅脑创伤合并伤与神经重症，取得了哪些成绩？

颅脑损伤合并伤伤情复杂，致死率和致残率都高，是临床医生面临的复杂挑战之一。为解决此类问题，我和团队率先对颅脑创伤及其合并伤进行了系统研究，形成了“颅脑创伤合并交感神经兴奋、颅脑创伤合并四肢骨折分期救治”等一整套救治方案，解决了颅脑损伤合并伤救治临床决策层面的难题。同时，对颅脑损伤合并颅神经损伤进行了系统研究，首次将12对颅神经损伤的手术治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率先围绕“颅脑创伤合并交感神经兴奋”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PSH诊断、治疗和预后技术方法；率先对颅脑创伤合并其他脏器损伤进行系统研究，形成了颅脑创伤合并四肢骨折、胸腹部损伤等一套综合救治规范，解决了以颅脑创伤为主多发伤的救治难题。近年来，我国脑出血的发病率逐年上升。脑出血患者往往病情危急，属于神经重症的重点攻关领域。我们针对性地研究了两种脑出血治疗新技术：急性脑出血内镜经枕入路长轴血肿清除术联合低位引流技术、亚急性和慢性脑出血机器人穿刺引流技术，建立了脑出血治疗的“长征方案”，做到了让“轮椅人”站起来，使得轻型脑出血患者可以重返工作岗位，重型脑出血患者（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患者、血透后脑出血患者和高龄患者）从“不可治”变为“可治”。通过我们的努力，在颅脑创伤合并伤与神经重症领域获得了上海市临床重点专科龙头项目；在神经重症和神经功能恢复领域，获批国家重点学科提升项目，为学科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充足助力。

作为一名神经外科专家，在处理繁重的临床医疗工作之余，如何将临床实践与科研创新相结合？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医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在临床实践过程中，总会不断涌现新的问题，而医生需要对问题和现象进行不断总结提炼，针对规律性问题进行研究。科研创新对我而言，可以让手术化繁为简，也可让原本没有手术机会的患者重获生机，还可以让手术更加安全高效。例如，通过推进颅底创伤手术的演化进程，我们为患者的颅底创伤治疗带来新方案；通过手术学创新，经“口腔-上颌窦-muller’s肌眶上裂减压术”治疗，我们让眶上裂综合症患者，从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可以“睁开双眼看世界”；经过“视神经硬膜内外减压联合原位嗅束带蒂移植”创新性手术，创伤性视神经损伤患者可以从视力消失到恢复光感，再到重见光明，这都离不开临床中的科研创新。通过科研解决临床难题，减少颅脑损伤的致死率、致残率，提升患者的预后，不仅仅可以减轻国家和社会的负担，更是对患者人文关怀的体现。良好而有效的科研可以体现出一名医生更高的价值，从这方面来看，科研对于临床医生来讲十分重要，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科研能力必不可少。

荣获2021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您有何感想？

吴阶平医药创新奖是医药领域最高的奖项之一，作为一名临床医生能获得如此殊荣，使我感到十分荣幸。虽然时隔数月，但当我收到获奖通知那一刻的惊喜感，至今仍令我心潮澎湃。此次获奖是对我和团队既往工作成绩的认可，也是我个人事业发展的新起点，我感觉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我会继续为祖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为全人类健康福祉做出更多努力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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